“对子摊”漫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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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前，每逢新年前夕，在不少城镇的街头，都可看到有人支起一张小木桌，桌前悬挂白布一块，上书“代写春联”四个大字，人们把它叫作“对子摊”。

这种对子摊究竟始于何年何月，笔者囿于见识，不敢断言。据我所知，早在明代冯梦龙的《警世通言》里，就曾有过描述。该书第十七卷《钝秀才一朝交泰》中说：福建文人马德称流落北京，因衣食无着，“每逢新春写对联”，“趁几文钱度日”。马秀才其人其事，自是虚构。但若当时社会上没有穷文人靠写春联谋生之事，则作者也未必杜撰得出。再说，对联这一文学形式的盛行，正是起于明初。而当时劳动人们中识文断字者有限得很，他们要想在年节前夕贴一副大红对子，自然要请人代笔。所以对子摊出现于此时，大有可能。到了清代，就不仅是限于文学作品了，在不少史料、笔记中，都有关于对子摊的记载，如富察敦崇编撰的《燕京岁时记》就说：“自入腊月以来，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屋檐下书写春联，以图润笔。”这一切都说明，对子摊的历史是由来已久的。

过去，摆对子摊的都是些贫寒的知识分子，其中又尤以教书先生为多。他们在学生放假后，靠写春联增加些微薄的收入，以度年关。《光绪都门纪略》中有首《书春》诗：“教书先生腊月时，书喜报贴日临池。要知借纸原虚语，只为些许润笔资。”就是真实的描绘。在某些文化落后地区，由于能书善写者寥寥无几，一到新年前夕，教书先生便成了大忙人，登门求联者应接不暇，有的先生颇聪明，把放了假的学生组织起来，在学堂门前支起书桌，摆开对子摊来。学生既练了书法，又能弄到一点小费作“压岁钱”；先生既能多挣几文，又能满足求字者的愿望，求写对联的人，也能满意而归，真是三全其美，皆大欢喜。

摆对子摊的，也有其他行业的人，趁此搞搞“副业”。据说，辛亥革命后的湖南第一任副都督陈作新，早年就曾操过此业。一年，他因生活窘迫，年关又至，便在长沙街头摆起对子摊替人代写春联。其摊子对面是个竹器店，招牌上有“精刻竹器”四个大字。陈作新灵机一动，便在自己摊子前的白布上写下“鬼画桃符”一语。二者遥相响应，正好形成一副对仗工稳、妙趣横生的对联。光凭这点就吸引不少顾客。再加上陈某书法功底亦佳，故求字者甚众。没几天，陈作新就挣了几个好钱，高高兴兴回去过年。

更有意思的是摆对子摊还能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。我党早期革命活动家、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同志，二十年代中期在山东寿光县张家庄开展建党工作，在这里建起了山东省较早的农村党支部。当时，党组织缺乏经费。邓恩铭便利用春节前，代写春联，筹备经费。他的对联不仅书法隽美，尤其能反映劳动人民的心愿，如“三尺瑞雪三尺玉；一粒春雨一粒金”，因而深受欢迎，很快销售一空。就这样，邓恩铭同志用代写对联筹集到了一笔宝贵的话动资金。

如果说，对联是我国独特的一种文学形式，那么，对子摊则是我国独特的一种行业，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据记载，前两年春节期间，台湾报刊还登载了去台同胞的文章，深情回忆当年北平的对子摊，反映出海峡彼岸炎黄子孙对它的眷恋之情。对子摊为对联的推广，也是起过巨大作用的。对联最早产生于后蜀。据说，后蜀主孟昶某年除夕日令学士辛寅逊为宫廷寝门题桃符，“以其词非工，自命笔云：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。”(清·梁章巨《楹联丛话》)由此可见，最早的对联，可说是属于宫廷文学，以后，它之所以能走出高宅大院，深入千家万户，是和对子摊分不开的。对子摊称得上是对联的播种机，正是它把“种子”撒向四面八方，普及全国城乡。

今天，人民物质生活、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，靠写对联谋生的人的“对子摊”已越来越少。逢年过节，人们或者亲自挥笔撰写对联，或者购买印刷好的对联。有的地方的文化团体、机关，还组织书法工作者下厂下乡，为群众代写对联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卖字谋生的对子摊将会绝迹于世，但对子摊为对联的普及与繁荣所起过的作用，却是不可低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