浅评严海燕新作《对联通论》

1982年，陕西籍楹联家林随喜出版了《漫话对联》一书，这是“文革”后较早推出的对联基础理论专著。时隔二十余年后，由西安高校教师严海燕执笔、耗时四年完成的《对联通论》也问世了。这部对联理论新作，是作者十几年来由诗联批评转向诗联理论后的一次收获，也是中国第一部以“通论”命名的对联理论类公开出版物。

阅读此书，我感到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：

一、在对联基础理论方面深入探讨。

对于对联特性，此前的对联专著均有论述。顾平旦、曾保泉《对联欣赏》强调对称、字数及格调。常江《对联知识手册》强调对称性、民族性、实用性、启蒙性、开放性。谷向阳《中国楹联学概论》概括为民族性、时代性、实用性。严海燕《对联通论》则归纳为八点：布局的对称性、文体的民族性、字数的伸缩性、归宿的立体性、根基的民俗性、消费的广泛性、笔调的丰富性、归类的多样性。这一结论既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也阐发了个人的独特见解，可以说视角立体，分析细致，概括全面。

对联功能方面，前人论述不多，顾平旦、曾保泉提出“政治和社会意义”、“教育和认识作用”两点，比较原则和笼统。严海燕在《对联通论》提出四项功能：文学功能、广告功能、调解功能、交际功能。

对联分类方面，严海燕首先将学术界“散文、韵文、骈文”的“三分法”改造为“散文、韵文、对文”，认为对联、骈文、诗钟等文体均属于对文之列。而后将对联分为文学性对联、非文学性对联，又将非文学性对联分为应用性对联、游戏类对联。此外，还从书法方面将对联分为书写性对联和非书写性对联。这种新的分类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二、对“中华第一联”审慎求证。

长期以来，对于对联史上第一副对联，说法很多。有人说是东汉孔融“座上客常新，樽中酒不空。”有人说是东晋王羲之“把酒时看剑，焚香夜读书。”有人说是南朝宋刘孝绰“闭门罢庆吊，高卧谢公卿。”有人说是唐代李世民晋祠唐碑亭“文章千古事，社稷一戎衣。”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不一而足。严海燕经过认真研究分析，在《对联通论》中归纳了九种“第一说”，并一一予以反驳。有的指出原句实系诗句，有的指出原句仅是祈福迎新之辞，有的判断是文物的伪拓。最典型一例是晋祠唐碑亭一联，他认为尽管源于唐代杜甫诗作的两个单句，但直到清代朱彝尊才将这两句诗写入一首《唐太宗碑亭题壁》诗里，据此认定这一联出现得相当晚。

三、对于联律中的变格等问题，阐明了自己的不同观点。

《对联通论》认为，平仄不相间对联古已有之，并举出数例，如清代林则徐：“海纳百川，有容则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。”清代翁同龢：“每临大事有静气，不信今时无古贤。”有些可以看作偶然失替，有的则可能是作者的有意实验，有的是因为引用未交替的诗文而致，有的属于为对联规则所允许的当句自对。总之，这种平仄不相间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不应该被我们漠视。

严海燕没有回避联律与诗律的比较，并由此入手去直面联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。他认为构建联律时，盲目套用诗律固不足取，完全抛弃它恐怕也行不通。因为两者既有差别，也有联系。所谓联律是对联作品完成后进行形式审查的标准，它理应全面，甚至可以不避琐细。无情对和不讲平仄的“对联”属于另类，不能因为它们存在而忽视多数对联的共有特性。他在讨论句脚平仄安排时特意指出：“关键我们是从内容入手解决句脚平仄问题的”，这其实是在表明：强调格律是必要的，但不能以辞害意，格式应该服从于内容，而不能本末倒置。

四、发掘出与对联相关的一些新颖概念。

连珠：连珠大约成型于战国时的韩非子，得名于西汉扬雄，东汉时班固、贾逵、傅毅奉诏写过这种文体，到西晋陆机则予以完善。连珠篇幅极短，如果再压缩篇幅，即截取其中的一组对偶句就成了骈文式对联。

明清格言小品：从晚明至清代社会上出现了一批以清淡、劝世为特点的小册子。如洪应明《菜根谭》、陆绍珩《醉古堂剑扫》、《增广贤文》等。与当代意义上的对联相比，这些格言小品与其说是对联集，毋宁说是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对偶辞格的小散文。格言小品的这一特点，对于后来对联的泛对偶化倾向有所推助的。
守制联：所谓守制联，是指即近三年有亲人去世的人家在过年时所贴的对联。纸的颜色一般是第一年青，第二年绿，第三年黄。守制联秉承的是“守孝难还礼，思亲不贺年！”
副春联：农村过年时，往往在灶神、仓神及土地神神位旁边，也贴上小对联，算是家门大联（即一般所谓春联）的补充。

在以往的对联理论书籍中，我还没有发现以上几项新颖概念，这些概念及其论述，应该具有宝贵的认识价值，有助于对联研究领域的拓展，有助于对联源流的认识。“太山不让土壤，故能成其大；河海不择细流，故能就其深。”严海燕十几年来甘于寂寞，跟踪、研习传统文艺形式，曾有多篇诗联书画类论文在《中华诗词》、《对联》、《中国楹联报》、《青少年书法》、《神州诗书画报》等专业报刊发表。最近出版的《对联通论》、《诗词通论》乃两部姊妹篇，是作者在诗联理论方面的一次总结和探索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。我看到严海燕在作学问方面有两个特点：

1、考证严谨，立论扎实。
通读《对联通论》可发现，全书观点鲜明，布局缜密，逻辑性强，文风质朴。书中注释条目较多，每个观点都有大量论据有力支撑。注释中也有很精彩的文字。如有一条注释这样写道：“今西安革命公园革命亭有抱柱联：生也千古，死也千古；功满三秦，誉满三秦。并落款：该联为杨虎城所撰，其中‘怨满三秦’句乃杨虎城自谦，今改作‘誉满三秦’云云。笔者以为，在近五万人的鲜活生命活活饿死、病死、战死，四分之一的西安人口不复存在的悲惨世界面前，多一个‘誉’字无益于杨将军的功勋，少一个‘怨’字则让我们的良心不安。”

2、旗帜鲜明，勇于质疑。
20世纪60年代在湖南岳阳楼挂起一副对联：“洞庭天下水，岳阳天下楼。”楹联界某些权威人物视之为对仗正例，但在严海燕看来，这种排偶句若要视为对仗，但必须是嵌在同幅（上联或下联）之内，即两边各自形成自对。他甚至在《诗词通论》中指出，“王力所谓‘入声问题是辨别平仄的唯一障碍’，在笔者看来是一个不周严的判断”，并提出自己的理由。这种坚持独立思考、不盲从权威的勇气令人钦佩。《对联通论》还对著名作家二月河、贾平凹、魏明伦等不合平仄的对联提出异议。是什么力量使他这样呢？严海燕在《对联通论》“代自序”中告诉我们，他信奉的是两种现代观念：人格平等和批判意识。他认为自古“大匠不示人以璞”，既然作品、文章发表了，那就应该任人评说。乡愿主义可以得逞于一时，却难以维持长久。

最后，我也想提两点不同看法。

第一，作者在对联功能方面的定义仍不够全面。除作者总结的文学功能、广告功能、调解功能、交际功能外，似乎还应有评价功能、娱乐功能。众多的祠庙陵墓、名人故居楹联皆是对事主的臧否评价，而古代典籍中的谐谑、滑稽、巧对类楹联无疑都具有娱乐功能，归入“交际功能”似乎不确。

第二，也许是作者身为文学硕士的缘故，在《对联通论》中反复刻意强调对联的文学性，对其文学元素赞扬有加，其实对联的民俗性更多于文学性。过分强调文学性会使研究眼光受到一定的局限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、西安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）